今年暑假，我有幸前往牛津大学这所世界顶尖学府进行教学研修。漫步在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学院回廊间，聆听教育专家们关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育心理学的精彩讲座，参与学术支持、评估反馈的研讨，我的教育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然而，在这西方学术圣殿的学习过程中，一种意想不到的情感却日益强烈——那是一种越发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是一种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深刻体认。
从教学理念层面看，牛津大学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我们的研修涵盖了“逆向课程设计”模式，强调以学习目标为起点，反向设计评估方式和教学活动；探讨了“主动学习”策略，通过同伴教学、问题导向学习提高学生参与度；研究了教育心理学中的“成长型思维”理论，帮助学生建立能力可发展的信念。这些教学方法科学系统，操作性强，令我受益匪浅。我特别注意到牛津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视野，这种理念对于思政课教学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应该将这些西方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与中国思政教育的特点相结合，创造更具吸引力和实效性的教学模式。
然而，令我深思的是，在这些教学技术层面的先进之外，西方教育正面临着深层的系统性危机。在牛津这座知识殿堂里，我亲眼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困境：高昂的学费将许多优秀但经济条件欠佳的学生拒之门外；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富裕阶层倾斜；教育的商品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被明码标价，成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与教师们交流时，他们普遍抱怨政府教育经费削减带来的压力，谈论如何迎合国际学生市场的需求，这些谈话背后折射出的是教育本质被资本逻辑异化的悲哀。
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教育公平，不断扩大教育资源覆盖面，通过各种政策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我在牛津时常想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教育回归其育人本质，而不是沦为资本逐利的场域。这种制度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凸显。
在教学技术与资源的整合方面，牛津大学确实展示了雄厚实力。图书馆系统庞大而便捷，数字教育资源丰富多样，教学辅助技术应用广泛。但令人自豪的是，中国在教育技术领域的许多方面已经实现弯道超车。我们的在线教育平台规模和应用广度已居世界前列，数字校园建设日新月异，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展现出的线上教学能力，让世界见证了中国教育技术的强大实力。这一切离不开国家对中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
走在牛津的古老街道上，我目睹了英国社会的种种现实：地铁网络缺乏手机信号，基础设施更新缓慢；街头无家可归者露宿；公共服务因经费削减而质量下降。这些景象与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高铁网络四通八达，移动支付无处不在，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令人惊叹。这种直观对比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东升西降”。
作为思政课教师，这次牛津研修让我获得了双重收获：一方面，我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汲取了西方教育的精华，提升了专业素养；另一方面，通过亲身观察和对比思考，我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是源于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客观比较和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坚定信念。
回到思政课讲台，我将把这次研修的收获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动力：一方面，借鉴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和启发性；另一方面，通过中西对比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理性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破除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树立基于民族自豪感和“四个自信”的价值观念。
我相信，只有真正了解世界，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作为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我们应当具备国际视野，在中西比较中帮助学生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培养他们成为既有世界眼光又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次牛津之行，让我更加确信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也让我对自己的育人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